六一儿童节快到了，一种纯净的天籁之音就常常出现在梦境里。醒来的时候，阅读同学的微信，更勾起了对于靑葱岁月的思念。就有很蠢的想法：人能不能够返老还童?显然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可能，就是让思绪沿着记忆的隧道去寻觅曾经的歪歪斜斜的脚印。那是童稚的脚印。靑葱的迹痕，就落在时间的深处，布满了厚厚的灰尘。若能抖落灰尘，定然靓丽青春。虽是幻然一瞬，也使心旌曳动。虽是梦境残痕，也能打湿衣襟。

　　我的那行歪歪斜斜的脚印就留在东坪。

　　最初的痕迹，与仗有关。许是新中国刚刚成立，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的缘故，那时的婴儿吸吮的第一口奶汁就是金戈铁马，就是鲜血里飞扬的旗旌。我们把一种英雄的因子在身体里种植，让它在血液里流动，就成为了图腾——在现在看来，那时的人太过政治化，太具备理想主义的色彩。我们最喜欢的游戏自然就是打仗——在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石光荣的子女们拆炸弹的剧情是我们那辈人共同的身影。一群伙伴，每个人身上都有枪，木头做的。身上一根草绳﹙那是皮带﹚，枪就插在那里。头上顶个草圈，常常做匐匍状，谓之埋伏。常常分成两拨。一为鬼子或蒋匪，一为红军或解放军。当然谁也不愿意当鬼子或蒋匪。游戏玩不下去，怎么办?比实力。最常见的是摔跤，我们称搂抱古子。俩人搂在一起摔。搂的过程就常常用脚别，我们称为刮脚。一刮脚将对方摔倒，被摔倒的一方自然就成为鬼子或蒋匪啦。虽然垂头丧气，倒也愿败为匪。看来古语胜者王侯败者寇，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啊。冲啊。杀啊。举起手来。缴枪不杀。我们跑着。闹着。跳着。笑着。有时学董存瑞，手举炸药包﹙当然是假的﹚高呼：“同志们，为了新中国，冲啊!”有时也摹仿鬼子：“八嘎牙鲁，什么的干活。统统的拿来，咪西咪西。”然后就中弹，往后一仰，倒在地上，作呜呼哀哉状。除了打仗，就是到野地里疯。追蝴蝶，捉蜻蜓，我们把蜻蜓叫叉力公﹙抱歉，这几个字写不出。﹚翻土块，挖蚯蚓，我们把蚯蚓叫土屎公。用弹弓打鸟几，用泥巴捏各种图案和小动物。在河边打水漂漂，去山上摘野果。踩高脚马，打地老鼠﹙陀螺﹚，打纸板，滚铁环，跳行子，滴布子，斗蛐蛐，玩蚱蚂，藏猫猫，荡秋千。爬树掏鸟窝，下坑捉泥鳅……那种生活是何等的自由快乐。那种生命最初萌芽生长的气息是何等的蓬勃，何等的涂满春意而生动盎然，何等的率意任性而涵纳野趣蛮横，何等的潇洒倜傥而透显健康挺拔!

　　后来就上学啦，在东坪完小。一个用布缝就的简陋的书包将我和我的伙伴们分别塞进了一间一间的教室。无限制的自由终结了。我得学学鲁迅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的口吻：再见了，我的弹弓和麻雀;再见了，我的手枪和铁环!从此，我们得闻铃声作息。那是一种手摇的铜铃，由一个年老的校工管理，总是从学校的这头摇到那头，“叮当当，叮当当” ，清脆而悦耳。我们得把手整齐地放在课桌上或背在身后，把身子坐得很端正。我们时时面临两种状况：表扬或批评。表扬总是让人得意洋洋，心花怒放。批评总是让人心情沮丧，胆颤心惊。那时还没有禁止体罚，老师可以用教鞭打手板。一声厉喝：“把手板伸出来!”那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最开始没有作业本也不需要铅笔。我们用的是石板和石笔。写完可以擦掉。所以每个同学都有一方小小的石板。写字的时候，老师在巡视，也是在批阅作业。我好象没有被打过手板，但在高年级的时候挨过一次很大的批评。那时好象叫50班，班主任老师叫王高翔。据说是从部队复原分配来的，对学生要求很严厉。我们那个班的纪律是最好的。那次是午睡吧。我睡在条凳上，我的同桌睡在课桌上。因上节课是写字课，有现存的磨好的磨汁。那个同学就用毛笔给别的同学画胡子。被我瞅见了，就窃窃地笑。后来就手痒痒了，就接过那个同学的毛笔给旁边的人画胡子。当然被更多的人瞅见了，都格格地笑起来。于是被暴露了。被画胡子的人一个个耷拉着脑袋被叫了出去。我本来是可以蒙混过关的。我脸上没有胡子，我平常不是常犯纪侓的剃头儿，在老师印象里应该还好。可是被“叛徒” 出卖了。那些平时信誓旦旦的铁哥儿们，一下子全倒戈了，全贼眉鼠眼地献媚：“陈明和也是一个!陈明和也是一个!”于是我被叫了过去，王老师连用了三个嘿：“嘿，嘿，嘿。看不出来呀!隐藏得挺深啊!”好象我是一只硕鼠，好象我是埋伏在共军里的一个间谍。我的眼泪就刷刷刷地流了下来，而那几只洞庭湖里的麻雀因风浪见的多了，见到我的狼狈像，都挤眉弄眼地窃窃嘻笑起来。好象小品《主角与配角》里陈佩斯笑朱时茂一样：“好你个朱时茂，你终于也背叛革命啦!”我当时恨死了这些见风就倒的墙头草。但现在想想倒挺有趣的。其实那个时候，告告密，也是公开的秘密，也挺温暖的。譬如你是班干部，或老师忽然派你管一下纪律，午睡或自习课的时候，你可以大大咧咧地堂而皇之地坐在讲台上，享受权力带给你的快感和荣耀。你将那些调皮的同学的名字告上去，顺便还可以搞点小报复，把几个平时不怎么和自己过得去的同学的名字也写上。让他们狼狈去吧，让他们接受暴风骤雨的洗涤去吧，让他们的眼泪哗哗哗地流去吧!但事情也并非时时事事遂心如意。放学的路上，冷不丁地你被摔在地上，小拳头就到了你的身上：“叫你告密，叫你告密，打你个叛徒，打你个甫志高。”于是你就成了反派名人甫志高了。于是就又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妥协，以后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啦。还有一种是更强的反弹，被打的人又去老师那儿告状啦：“某某某，某某某，他们几个昨天打我，怪我不该记他们名字。”于是，我们可以想像，那几个小调皮将会处在一种怎么样的风暴漩涡里，检讨是少不了的，眼泪是少不了的，痛苦也一定是少不了的。谁叫你殴打维护革命秩序的领导呢。那个时候当个班干部是挺光荣的。班干部是班主任老师任命的，有点类似在以后长长岁月里的组织部任命干部，一点也没有西方式民主的普选色彩。因了这个缘故，也常会引起一些特别是常常吃鸭蛋抱鸭婆的同学的嫉妒。﹙那时学苏联，实行五分制。零分是鸭蛋，2分不及格，叫鸭婆。﹚就偷偷地称某某某班干部是“老师的爱学生” ，有点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感觉;或者干脆骂某某某是“尖脑壳”“ 只晓得吿状，当叛徒。” 。我很小的时候，是不是当过小组长一类的干部呢?不记得了。不过说到干部，我倒记起了一件有趣的事。那是高年级吧。有一次在我们班上举行公开课，全县来了好多领导老师，教室后面、过道都挤满了人。预备铃一响，文娱委员就发歌：《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唱得多整齐洪亮啊!我现在还能唱出歌词：“怒火燃烧，吼声震天，坚决要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六万万人民的意志，谁也不能阻拦!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首歌十分铿锵有力，还有一首就委婉深情多了：“敬爱的老师您好，敬爱的老师您好。您教我们读书，教我们懂礼貌。您整天忙碌，耐心教导……”。﹙这首歌记不全了。﹚上课铃响，一声“起立!”，我们齐刷刷站了起来。一声“坐下!”，又齐刷刷坐了下去，身板挺得笔直。课上得好精彩。我们表现得好精彩!终于下课了，但出了一点纰露，有点小品里的喜剧色彩。下课铃响了，听课的老师开始纷纷起身，准备离开。这时，文娱委员又发歌了，这回发的是《滚出去》。文娱委员太有才了，太幽默了!同学们唱：“滚出去，滚出去!从台湾滚出去!从亚洲滚出去!从一切霸占的地方滚出去!”大家尽情地吼，拼命地吼。一时间，声音好宏亮，节奏好整齐，气势好恢宏，简直震耳欲聋!正准备离去的领导老师一瞬间好尴尬。坐也不是，出也不是。有人小声嘀咕自嘲：“叫我们滚出去呢。”另一个小声责备解嘲：“你又不是美国鬼子，怕什么呢?走吧，走吧。”今天想起来，那节课上的是什么，是谁上的，全不记得了，文娱委员是谁，也不记得了。但那一个瞬间，那一个情节，那一个场景，却刀一样刻在我的心里。生活太会捉弄人了。命运太会捉弄人了。后来我自己也成了老师，也无数次地参加听课，但有幸的是，没有一次遇到“滚出去” 的吼声，许是时代进步了，没有了那种歌词了的缘故吧?其实在我的心的深处，我是多么想聆听一次“滚出去” 的吼声啊!那是我曾经的生命印痕啊!

　　后来我到东坪，在经过东坪完小、安化二中的时候，总会禁不住停下匆匆的脚步，伫立着呆呆往里凝望。里面坐着的该是些什么样的同学呢?该是我的同学的孙儿孙女了吧?他们玩不玩弹弓呢?会骑高脚马吗?敢不敢到野地里疯一回?能不能独个儿去游一游资江?他们的书包里有石板石笔吗?他们能用一个浅浅的砚台磨一方短短的墨吗?他们能听得懂美国鬼子、帝国主义这些名词吗?知道江姐和甫志高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们一定知道奥特曼，知道喜羊羊，知道刘德华，知道超人，知道前卫，知道新潮，知道时尚，知道五彩缤纷，知道姹紫嫣红，知道眼花缭乱，知道迷茫星空。知道连我们一把阅历了的人也不知道的知道。甚至还知道——我的一个朋友的孩子在过年的时候对他妈妈说：给班主任老师去拜拜年吧?能不能比别的同学送得好一点?这关系到我明年能不能当班长呢?

　　我无语。有些悲凉。

　　《红楼梦》里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他们是不是比我们成熟得早了一点?

　　社会在进步是肯定的。但同时诱惑也在无限增大。我们的后辈幸焉?不幸焉?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我是坚定不移的：他们一定比我们走得更好，更坚强也更有智慧!

　　啊，我的渐行渐远的天籁，那种如诗歌一般美丽的纯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