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评价意大利诗人但丁说：“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1]如果仿照这样的说法来评价中国古代的政治家，那么，我们可以说，陶澍是中国古代的最后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同时又是中国近代的最初一位政治家。”

　　清末著名名士张佩纶的《涧于日记》纪录说，光绪五年十一月二十一，他与当时洋务派领袖张之洞在一起评论人才说：“道光以来人才，当以陶文毅为第一。”他们认为，贺长龄、魏源、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阎敬铭，甚至琦善、蒋攸銛等，都在不同方面禀承陶澍的影响。他们把陶澍比作黄河发源的昆仑山、长江发源的岷山。他们还说，当时在世的左宗棠、阎敬铭、李鸿章都没有全面继承陶澍：左宗棠“虽大功告成，而计才太刻，相度不宏，绝无传衍衣钵者”;阎敬铭“得其精，而规模太窄“;李鸿章“学其大而举措未公”[2]。两张的评论，显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例如把琦善、蒋攸銛也列为受陶澍影响的人物，就颇不恰当。他们都是陶澍的前辈。蒋攸銛担任四川总督时，就曾经大力推荐担任川东兵备道的陶澍;而陶澍担任两江总督的当年，他就去世了。陶澍担任巡抚时，琦善担任两江总督，当时合作得比较好，后来却政见相左。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两张独具慧眼，看出了陶澍在中国近代史上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看出了陶澍是中国古代与近代之交最卓越的政治家。

　　陶澍(1779——1839)，字子霖、号云汀，湖南省长沙府安化县人。嘉庆七年(1802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纂修、四川乡试副考官、监察御史、户科给事中、川东兵备道、山西省按察使、安徽省布政使、安徽巡抚、江苏巡抚，官至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政。晚年自号“髹樵”、“桃花渔者”。道光十九年(1839年)农历六月二日病逝于官邸，享年61岁。晋赠太子太保，谥“文毅”。

　　陶澍具有多方面的才能。他是诗人，传世的诗歌将近1600多首，保存在《印心石屋诗钞》(初集、二集)、《抚吴草》以及《陶文毅公全集·诗集》中，关切国计民生，风格类似杜甫、韩愈。他是散文家，传世的散文有400多篇，保存在《印心石屋文钞》及《陶文毅公全集·文集》中，文笔清秀，尤以考据见长。他是学者，有《蜀輶日记》、《陶渊明集辑注》、《陶靖节年谱考异》等专著。但是，他主要是一位卓越经济改革家，他保存在《陶云汀先生奏疏》、《陶云汀先生题稿》中的1156篇奏疏，集中反映了他的政绩。

　　陶澍不仅是清朝后期中国经世学派在政治领域的杰出代表，而且是经世派转变为洋务派的关键人物，他的思想与政治实践开了中国近代洋务派经济改革的先河，并为洋务运动作了人才准备。陶澍还是湖南近代人才群体崛起的先导者。

　　一、中国经世学派的杰出政治代表

　　陶澍是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经世学派在政治领域的杰出代表。

　　经世学派又称实学派，其特点是主张“通经致用”，即发扬儒家学说的精华，用以解决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反对空谈误国，反对只把学问作为猎取个人功名利禄的狭隘工具。明清之际与清朝初期著名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李顒、颜元等都是经世思想的代表人物，但是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们没有在政治经济领域作出实际的贡献。

　　陶澍既具经世思想，又生活于可以施展政治抱负的时代。陶澍反复阐明自己的通经致用的主张。他说：“通经学古而致诸用。”(《尊经书院课艺序》)“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期用。”(《钟山书院课艺序》)他在《山西晋阳书院告示》中揭露当时士林的风气说：“甫学咿唔，便规进取。经史古文，束之高阁;腐烂时艺，传为鸿秘。根柢既薄，转眼就荒。”“今日之士子，即异日之官吏。当其为士，尚不能耐苦，又安望身处脂膏能廉于守?当其为士，尚不肯究心，又安望躬膺繁剧能勤于职?不廉，不勤，则吏治坏而归害于民。”从客观环境看，清初屡兴文字大狱，知识分子自顾不暇。从乾隆末年开始到嘉庆、道光时代，朝廷多次下谕旨禁止文字狱，宣布广开言路，于是“人心渐获解放。”(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经世派获得了施展抱负的政治机会。经世派的官吏们，关心吏治民风、河工水利、救灾赈饥、军事边防、盐课漕运等现实政治经济问题，主张改革弊政。也就是说，“经世致用”由思想发展到了具体实施的阶段。

　　陶澍的学问，以儒家的经典为主体，但又广泛吸收其他各家学说

　　的精华。他把这些知识，用于指导实践，所以他往往能够高瞻远瞩地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如：魏源在《陶文毅公行状》中，记述嘉庆二十五年陶澍担任川东兵备道的情况说：

　　兵备驻札重庆，扼大江之衡，估舶鳞集，私枭出没，犷悍繁剧，号称难治。公日坐堂皇视事，有诉立讯，剖决如流，数月滞讼一空。又禁胥役之扰累，饬行旅之宵柝。巴、达各县赈饥，聚众难散，公令先给半月粮，散遣立尽。私盐横行，沿江千百成群。当事议令营汛开铳击遏。公谓是必激变，请减价敌私。计减四分之一，居民尽食官盐，私贩遂绝。数郡安堵，而商销亦倍额，未期年，政声大作。

　　陶澍处理这次赈灾、辑私的指导思想就是儒家的政治理论。他还为此事写了《渝州官署答季寿兼寄汉中严太守》这首七言古诗，诗中明确提出为政必须宽严适当：“我闻严家无格卤，又闻苛政猛于虎。二者宽严贵适中，稍不斟之为乱府。”“苛政猛于虎”出自《礼记•檀弓》，宽严适中、宽猛相济的理论见于《左传•昭公二十年》，都是孔子的政治理论。又如：陶澍深受乾嘉学派考据之风的影响，他特别留心历史、地理的考据。他写的《蜀輶日记》以及序跋，往往能发表许多精彩的议论。考据学中的思维方法，也被用于从政的实践，无论是兴修水利、兴办海运，还是改革盐政，他都十分注意实地调查、考据研究。

　　陶澍以经世思想为指导，在五大方面作出了突出政绩：赈灾、水利、吏治、漕运、盐政。

　　自道光三年至十年，陶澍担任安徽、江苏巡抚的八年期间，安徽、江苏两省水旱灾害频繁发生，哀鸿遍野。据《清实录》统计，陶澍共主持大的赈灾事项34次，遍及两省各县。陶澍赈灾的特点是能够全面了解情况，制定周密的方案，以民为本。如：《缕陈灾务积弊折子》，分析了胥吏、乡保、刁棍等借赈灾而中饱私囊、鱼肉百姓的十项积弊，提出治弊四法。《缕陈江苏办灾章程折子》提出十二条赈灾章程，全面关心灾民的当前生活及灾后生产。

　　陶澍知道天灾频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水利不修，于是他实地考察，兴修水利。他先后疏浚淮河、洪泽湖、黄浦江、吴凇江、浏河、得胜河、澡港、白茆河、孟渎、练湖。这些水利工程，改良了两江地区的生产环境，提高了抗灾能力，“吴中称为数十年之利”(《清史稿•陶澍传》)。

　　吏治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陶澍在京城担任御史时就写了《请端吏治之源折子》，痛陈官场因循、怠玩的积习，矛头直指总督、巡抚等方面大臣。他自己出任地方大员以后，非常重视整顿吏治。他说：“为政首在得人，安民必先察吏。”(《甄别并酌量调补折子》)他首先严于律己，不仅拒绝贿赂，而且主动减少俸禄。他响亮地提出：“矢公勤以率群僚，别贤否以端吏治，除稂莠以安良善，别猾蠹以慎勾稽。”(《恭报接受安徽藩篆折子》)“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人无知者;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谢邑人公举先君子崇祀乡贤书》)他严于治吏，赏罚分明，善于培养人才、提拔人才，同时罢免那些不能尽职或没有能力的官吏。如：安徽省钱粮严重亏空，通过五次清查，仍然纠葛不清。陶澍到任后，分别情况，秉公处理，奏定章程，严格制度，使三十多年的库款豁然一清，使没有问题的官吏能够专心治民。

　　漕粮运输，是清王朝的生命线。朝廷每年要从南方运送约400万石漕粮供应京师。两江三省的漕粮几乎占整个漕粮的一半，而且浙江、江西、湖广的漕粮，也要经过江苏北上。到了嘉庆、道光年间，“漕运已成不治之症”(林则徐《复陈恭甫书》)。一是漕运机构日益庞大，负责运输的旗丁及官吏、衿棍、奸商互相勾结，弄虚作假，夹私盗卖，对百姓乃至对地方官盘剥勒索;二是运河淤塞，水患不断。于是，陶澍从四个方面改革漕运：一是删浮费、禁勒索，二是裁陋规、严制度，三是治江河、浚运道，四是细策划、倡海运。这些措施既保证了漕运，又减轻了人民负担。特别是提倡海运，实际上开了近代运输改革的先河。

　　陶澍五大政绩中，最突出的是盐政改革。清朝实行从明朝继承下来的盐政制度很不合理。盐税是历代王朝的主要财政来源之一，故食盐的贩运历来由朝廷严格管理。商人运销食盐，必须向朝廷纳课，由户部发给凭照，叫做“盐引”或“盐钞”。明朝万历年间实行纲盐制，即扶植一批富商充当“纲商”，规定他们每年可以领运多少盐引，其他人不能参与贩运。纲商所垄断的盐引，叫做“引窝”或“根窝”。清朝继承明朝的纲盐制，盐引由纲商所垄断。这种不合理的体制，利于总商把持垄断，利于官吏的中饱私囊、因循敷衍，势必造成盐价昂贵。纲商掌握了食盐的专卖权，可以故意抬高盐价;或者根本不贩运食盐，而是高价出卖“引窝”，坐收渔利;并巧立名目，勒收浮费。同时，管理盐的生产、运输、销售的官僚机构特别庞大，利用产销的每个环节，层层向商人勒索;而纲商则巴结官府，主动行贿，把贿赂等各项开支，加倍计入成本。陶澍奏疏及有关资料记载说，淮盐的出场价每斤仅铜钱一二文或三四文，加上缴纳给国家的盐课，成本价也不超过七文，运到汉口出卖，每斤达到六七十文，甚至八九十文(《复陈两淮盐务积弊折子》)。

　　到了道光十年陶澍擢升两江总督时，两淮盐务几乎完全瘫痪。一是官盐滞销、私盐猖獗。百姓买不起官盐，就只好买私盐。当时贩卖私盐的不仅有盐枭，更有官吏、官商、旗丁、船户，而且官吏、官商、旗丁等还受到特权保护。二是税收亏欠、库储全空。官盐卖不出去，年复一年，亏欠应该上缴的税银达四千多万两，而且把朝廷发下的一千多万两借本也花光了。三是盐价昂贵、民不聊生。奸商、水手等不仅抬高盐价，还在食盐中掺和污泥、皂荚、蛤灰。普通老百姓就成了盘剥的牺牲品，“以致江广之民，膏血尽竭于盐。家贫小户，往往有兼旬弥月坚忍淡食，不知盐味者。”(《敬陈盐务积弊折片》)

　　盐政败坏已经危及清王朝的经济生命线。当时，清政府的税收白银，盐课约占20%以上，而两淮盐课又占全国盐课的一半以上，“淮盐课额，甲于天下。……以一隅抵数省之课，正杂各项，数至七八百万两”(陶澍《沥陈淮鹾疲困、办理竭蹶情形折子》)。道光十年，皇帝不得不派户部尚书王鼎、侍郎宝兴为钦差大臣，抵达江宁，与总督陶澍商议对策。他们共同认识到：“通纲情形全属涣散，已等于停运停销。”“山穷水尽，不可收拾。”(陶澍与钦差会稿《会筹两淮盐务大概情形折子》)以致王鼎不得不向皇帝建议，由总督陶澍兼管盐政。陶澍受命于危难之际，提出了盐务章程十五条，包括裁减浮费、裁选总商等主要内容(《会筹盐务章程折子》)。接着，又在《筹议加斤减价、兼疏积引折子》中提出了“减价敌私”的经济手段，然后在淮北滞销口岸实行“票盐”，让每个老百姓都可以依法请票，贩卖官盐，彻底打破官商的垄断。改革之初，阻力很大。《清史稿·陶澍传》说：“窝商、蠹吏、坝夫、岸胥，一旦尽失其中饱需索之利，群议沸腾。言官摭浮言，屡事弹劾。”陶澍力排众议，毅然坚持，终于成功。他担任两淮盐政八年，到道光十九年因病重卸任时，两淮盐务出现了大好局面。一是盐销，官盐价格大大降低，盐引畅销;二是课裕，不仅完成了每年征收上缴国库的盐课银，而且偿还了历年的积欠;三是民便，贫苦百姓买得起食盐，贫苦灶民避免了中间盘剥，不少私枭化为良民;四是商利，打破官商蠹吏的垄断，保护了普通商人的合法利益。后来，淮南、河东、闽浙等地的盐场，也实行票盐。故研究中国盐业的专家说：“综观历代盐政，极为繁复。其办理较有成效者，除春秋之管仲、唐之刘晏、清之陶澍外，几不多见。”(曾向丰《中国盐业之动向》，载《东方杂志》34卷7期)

　　魏源《陶文毅公行状》总结陶澍一生的政绩说：“公自任督抚以来，如漕务之创海运，三江之修水利，淮南之裁浮费、截粮私，淮北之裁坝杠，皆恒情所动色相戒，公奋不顾身，力排众议，卒能创始善终，可久可大。而海运、盐票，尤百世之利，后之筹国者必将取法焉。”孟森《明清史讲义》说：“嘉、道以后，留心时政之士大夫，以湖南为最盛，政治学说亦倡导于湖南。……而澍以学问为实行，尤为当时湖南政治家之巨擘。”[3]

　　二、经世派转变为洋务派的关键人物

　　陶澍和林则徐、魏源，是经世派转变为洋务派的关键人物。

　　任何社会运动，都是各种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任何社会流派的出现，都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洋务运动是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开明派官僚与知识分子所倡导的一场救亡图存运动，其领导人物都具有“经世致用”思想。洋务运动，在本质上是经世派面对资本主义列强所作出的政治回应。

　　面对列强的侵略与西方文化的输入，中国的有志之士奋起改革、救亡图存，由经世派发展为洋务派，由洋务派发展成维新派，由洋务派发展为革命派，这都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必然。洋务派与经世派以及后来的维新派，具有最基本的共同点，那就是关心时务，把学问与解决国计民生大问题结合在一起。陶澍、贺长龄、林则徐对魏源的任用，颇具有典型意义。魏源贯通经学，跟陶澍是世交。道光五年，陶澍调任江苏巡抚，贺长龄任江宁布政使，而魏源是贺长龄的幕僚，两年后魏源成为陶澍的幕僚。在陶澍的领导下，魏源积极参与筹划赈灾、兴修水利、漕粮海运等大事，同时受贺长龄之托主编《皇清经世文编》。《皇清经世文编》汇编了清朝中叶以前中国社会处理政治、经济、军事等国计民生实际问题的重要历史文献，是经世派的经世巨著。陶澍逝世第二年发生鸦片战争，琦善主和，林则徐被撤职。翌年，主战派钦差大臣裕谦奉命办理浙江防务，林则徐奉命协助裕谦，魏源曾经进入裕谦幕府，积极筹划抵抗侵略者。战争失败后，魏源受林则徐之托编成《海国图志》，提出了“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实际上是洋务运动的基本指导思想。从《皇清经世文编》，到《海国图志》，实际上勾画出了经世派发展为洋务派的时代轨迹。

　　为什么说陶澍是由经世派发展为洋务派的关键人物呢?陶澍在鸦片战争前夕已经逝世，他没有直接跟资本主义列强交手，但是他在许多方面作了洋务运动的先声。

　　洋务派的核心目的是富国与强兵，在这两个方面陶澍都是先导。

　　首先，陶澍采用经济手段改革盐政、改革漕运，充实了国家抗击侵略的力量，就是富国的具体行动。当然，陶澍在鸦片战争前夕已经逝世，他的历史功绩主要是经济改革。台湾学者刘广京为《陶澍在江南》(台湾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出版)写的序言说：“陶澍和林则徐是道光朝群吏阘茸中两个最杰出的人物。林则徐的历史意义在于认真查缴鸦片，不屈不挠，促成不可避免的中英战争……陶澍的重要性则在于主持财政、经济方面的改革，对于江南漕、盐、河三大政尤有其切实的贡献。内政和外交同样重要，甚至说内政比外交更重要，陶澍与林则徐两人在历史上地位的高下是很难判别的。”

　　而且，陶澍的改革主要使用经济手段，这就使得他的改革具有时代先进性。例如：官盐滞销，从表面上看是由于私盐泛滥。因此，封建朝廷历来的主要办法是集中力量严酷地打击盐枭。陶澍却上奏折说：“然臣之所虑，不在于枭徒之冒法贩私，而在于小民之情迫食私。盐价太贵，则食私者众，而枭徒有不胜诛者矣。且贩私者，不尽在枭徒，商厮、商夥与运盐之江船夹带实甚。商力疲乏，彼方藉夹带以补成本之不足，是官商亦私。私愈多，而引盐益滞不行矣。”(《筹议盐务大概情形折子》)他于是在《筹议加斤减价、兼疏积引折子》、《请将淮北滞岸试行票引章程折子》等奏折中提出“减价敌私”的经济手段，具体办法就是实行盐票，打破纲商垄断。同时，他又注意保护商人正当利益，反对朝廷对商人的超经济盘剥。

　　其次，陶澍一直关注国家的军事力量，而且是主张严禁鸦片的政坛领袖人物。道光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严禁漏卮以培国本疏》，主张用重典严禁鸦片，清廷将黄爵滋的奏折交各省督抚筹议。当时，上疏反对黄爵滋意见的督抚有直隶总督琦善等20人，上疏赞成黄爵滋意见的督抚仅有8人，包括两江总督陶澍、湖广总督林则徐、江苏巡抚陈銮、安徽巡抚色卜星额等。江苏巡抚、安徽巡抚是陶澍的下属，林则徐过去也是陶澍的下属，陶澍应该是禁烟派的领袖人物。陶澍上《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子》，力主严禁，并提出禁烟章程八条，其内容跟林则徐的《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大都不谋而合。接着陶澍于当年十月在江苏、扬州、苏州、南京及上海东关等地收缴烟土16000余两，又强令海船交出烟土41000余两，一并销毁。这是全国最早的大规模的禁烟、销烟行动，是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先声。十二月，他公布《沿海州县港汊、村庄设法稽查巡緝章程》，整顿海防，防备侵略。后来，在鸦片战争中坚决抵抗侵略军的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姚莹等，都曾经是陶澍的部下。本人曾经设想，从道光对陶澍的信任程度看，如果陶澍不是重病并于1839年逝世，那么，道光很可能是派往广州禁烟的首选大臣。

　　第三，陶澍在运输、币制方面也开了近代改革的先河。为了解决漕粮运输问题，陶澍经过深思熟虑与周密筹划，于道光六年实行海运，不仅及时而安全地运送了漕粮，而且调动了商人的积极性，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经费。可惜的是，由于保守派的反对及某些客观因素，海运在第二年就被迫终止。陶澍只好编了《海运全案集》，并且亲自作序，总结经验，留给后人。陶澍逝世七年之后，即道光二十六年，由于河运根本无法供给朝廷的漕粮，道光皇帝才不得不下令复行海运，河海并举。到光绪年间，终于全部实行海运。又如：道光十三年，陶澍与林则徐在《会奏查议银昂钱贱、除弊便民事宜折子》中，提出自铸银币，启发了近代币制改革。

　　陶澍还为近代洋务运动作了人才准备。陶澍对八股取士表示不满，兴办学院，提拔有真才实学的人才。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实际上为洋务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曾国藩、左宗棠是兴办洋务的领袖。魏源、左宗棠都是经过陶澍培养提拔的人物，曾国藩则深受陶澍的影响。这些人都是由经世派转化为洋务派的。

　　三、湖南人才群体崛起的先导

　　湖南由产生个别杰出人才到产生人才群体，陶澍起了先导作用。

　　研究湖南文化史上的著名人物，可以发现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唐朝以前，著名人物大多数是客籍人士，如：屈原、贾谊、张机、陶侃、杜甫、柳宗元等。二是近代以前，湖南只断续地产生个别杰出人才(如：周敦颐、王夫之)，近代则产生了大批人才群体，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解放战争，湖南人才群体都起了中坚作用。

　　南京大学《中国历代名人字典》，共收鸦片战争以前名人3332人，湖南仅22人，占全国0.66%。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收名人714人，其中湖南籍名人51人，占7.28%，名列各省区的第四位。而51人中，嘉庆以前仅3人;道光及道光以后48人，占94.1%，形成了近代人才群体。

　　陶澍非常重视人才问题。他在《甄别并酌量调补折子》中说：“臣惟为政首在得人，安民必先察吏。臣自莅事以来，时刻留心，以辨别贤否为第一要务。”(奏疏卷二十四)陶澍每到一处，都注意培养人才，知人善任。林则徐、贺长龄、贺熙龄、梁章钜、陈銮、包世臣、俞德渊、王凤生、姚莹、黄冕、李星沅、魏源、左宗棠、胡林翼、汤鹏、邓显鹤、关天培等，都曾经受到陶澍的培养、荐引或提拔。故《清史稿•陶澍传》说：“澍见义勇为，胸无城府。用人能尽其长，所拔取多至方面，节钺有名。在江南治河、治漕、治盐，并赖王凤生、俞德渊、姚莹、黄冕诸人之力。”

　　陶澍特别一直关注湖南的人才问题。当他在国史馆担任纂修时，就写信给湖南朋友说：“此时馆中正在纂辑《儒林》、《文苑》列传，湖湘自王夫之先生而外，得人者寥寥。弟虽极言之，而亦未能多收。”(《复黄花耘孝廉书》)他深深感到道光以前湖南缺乏有全国影响的人才。因此，他培养提拔人才时，十分注意湖南的人才。

　　陶用舒教授说，陶澍是湖南近代第一代人才群体的领袖[4]。我同意这个评价。陶澍对湖南人才群体的成长所起的巨大的先导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一、受陶澍影响或培养的贺长龄、左宗棠、胡林翼、李星沅等，后来都官至巡抚、总督，成为政绩显赫的名臣。陶澍与左宗棠的交往，是古今政坛的佳话。左宗棠屡试未中应聘主讲醴陵渌江书院。道光十六年秋天九月，陶澍到江西检阅营伍后回乡。经过醴陵，在馆舍看到左宗棠写的对联，特地托知县邀请左宗棠相见。他见左宗棠谈吐不凡，目为奇才，纵谈到深夜，两人结为布衣与卿相的忘年之交。左宗棠十分感动，在家书中说：“督部勋望，近日疆臣第一，虚心下士如此，尤有古大臣之风度”(《丙申与周夫人书》)。道光十八年，左宗棠会试落第，至南京见陶澍，陶待若上宾，并扶左坐于公案说：“他日君当坐此，名位尚在吾右。”(康有为《敬题陶文毅公遗像并跋》)又结为儿女亲家，托左宗棠抚孤。十九年陶澍病逝。二十年，左宗棠进入安化小淹，为陶管家教子，以长女适陶桄。胡林翼是陶澍朋友胡达源之子，七岁时，陶澍见到他，就“目为伟器，以贺夫人所生女琇姿字之”(严树森《胡林翼年谱》)。后来又教育胡林翼折节读书，专门聘请蔡用锡教育胡，使胡终成伟器。故《清史稿•陶澍传》说：“左宗棠、胡林翼皆识之未遇，结为婚姻，后俱为名臣。”

　　二、受陶澍影响或培养的魏源、邓显鹤等，则在思想、学术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魏源自1814年入京，就深受陶澍赏识，1827年正式进入陶澍幕府。陶澍开创海运、兴办水利、整顿吏治、改革盐务，都倚重魏源，同时又给魏源充裕的时间，让他研究学问、著书交友，使魏源声名鹊起，为魏源成长为著名思想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故魏源特别感激陶澍的知遇之恩，在陶澍病逝后，为他料理后事，整理奏疏与诗文集，撰写行状、墓志铭、神道碑。邓显鹤是一位特别勤奋的学者，他编辑整理了《资江耆旧集》、《沅湘耆旧集》、《船山遗书》等，对光大湖南地方文化有突出贡献。他的工作得到了陶澍的大力支持。道光十九年，陶澍已经重病开缺，卧床不起，见到《资江耆旧集》后却抱病校订，撰写序言，并捐资刻印。

　　三、上述这些人才在陶澍的培养或提拔中走向全国舞台，而他们又各自培养出一大批走向全国的湖南人才。萧一山先生说：“不有陶澍之提倡，则湖南人才不能蔚起。”[5]认为湖南人才崛起始于湘军，几乎是过去学术界的普遍认识。因为湘军发扬湖南人的尚武精神，“扎硬寨、打死战”(陈独秀语)，在战争环境中培养了一批人才，因军功保举的武职官员竟达6319人，其中保举提督478人，保举总兵1077人;战争胜利后官至巡抚、总督的有26人。但是，应该看到湘军的领袖人物都曾经受到陶澍的培养或影响。左宗棠、胡林翼是陶澍直接培养的人才。曾国藩虽然未直接受陶澍熏陶，但他是陶澍好友欧阳厚均的学生，又曾经师事陶澍好友唐鉴。他在许多方面心仪陶澍，比如在办理盐务方面，就以陶澍为榜样。曾国藩说：“淮北盐务，自前督臣陶澍改行票盐，意美法良，商民称便。果能率由旧章，行三百年不弊。”(《截停淮北饷盐设法治理以复旧制折》)故萧一山《清代通史》说：“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皆标榜经世，受陶澍、贺长龄之熏陶也。”[6] 李瑚先生说得更明白：“说自曾国藩起兵以后，湖南省始‘人才辈出’的话，是不够准确的。在陶澍周围的湖南籍人已不少，且多是博学多识之士，其中还有著名的改革派思想家，如魏源之流。因此可以说，陶澍上承王夫之经世致用思想遗风，下启林则徐、魏源等务实变革思想新潮，成为江南地区领袖群伦的中心人物。”[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