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在谈到陶澍和林则徐的关系时说：陶澍“初督两江，时值水灾，奏请河南藩司林公调江苏办赈。及林公由东河移抚江苏，与公益志同道合，相得无间。”(《魏源集》下册第911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陶澍、林则徐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最有影响的人物，因此，探讨和研究陶澍的人际关系，首先从陶澍与林则徐的关系开始。

　　(一)

　　林则徐，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竢村老人、竢村退叟，福建侯官人，生于乾隆五十年七月(公元1785年8月)，小陶澍七岁。二人的得名，均有深意。陶父认为：“天下之能苏万物者，莫如雨。”“因名之曰澍，而字以子霖，盖其而以泽苍生也。”林父则因林则徐生时，福建布政使徐嗣曾正路过其家门，徐颇有政声，“喜士如嗜欲”，“甚得士心”，为林父所崇拜，“因而把这种感情移寄到为儿子命名上来。”(来新夏：《林则徐年谱》第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可见，陶澍、林则徐的命名都寓意深远。

　　陶澍、林则徐都出生于没落的地主知识分子家庭。陶父陶必铨为人正直，心地善良，家道中落，每遇“岁饥，采摘藜藿佐食，或数日无斧炊颗粒。”(《陶澍集》下册第254页.岳麓书社1998年版)陶必铨聪明好学，是岳麓书院罗典的学生，有著作传世。但科场不顺，“省闱十次不遇”，只是一个秀才;靠“舌耕”为业，养家糊口。林父林宾日(公元1749—1827年)，聪慧好文，时与文人结社，吟诗论文，探求经世之学。有《小鸣诗集》及古文、时文等著作。同样科场不顺，只是一个贡生。家境衰落，“无一尺之地，半亩之田”，又“都无生业，家口浩繁”，只得“将住屋售人，以偿债务。”(林宾日传：《福建闽侯县志》，民国时期刊本)以讲学为业，维持一家生计。

　　陶澍、林则徐都自幼聪慧，文思敏捷，在当地称为“神童”。魏源称陶澍“少聪颖，浩歌山水间，下笔惊人，乡贤公以此忘其贫。”(《魏源集》下册第900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陶澍八、九岁时，开始作诗，“余年总角，先子授以古诗十九首余即日如数拟呈。有云：‘忆昨得君书，读之心不忘，辗转纳怀袖，恐灭又置箱。’先子喜之。”(《陶澍集》下册第84页，岳麓书社1998年版)十二岁时，见一新油榨房，老板征联，陶澍应口赠联：“榨响如雷，惊动满天星斗;油光似月，照亮万里乾坤。”(陶用舒：《陶澍联语》第8页，丹竹书屋2004年印)林则徐七岁开始学作文章，其父认为：“此儿性灵，不引之则其机反窒，此教术之因材而施教耳。”(《云左山房文抄》第二卷，广益书局印本)幼年时，曾由父背驮观看龙舟竞赛，路人故意讥笑：“子以父作马”;林则徐立即回答：“父望子成龙”。

　　陶澍和林则徐都自幼在父亲身边读书，严格的家教，奠定了他们雄厚的学识功底。陶澍十八岁参加县试，得补邑诸生;二十三岁参加湖南乡试，中第三十名举人;二十五岁第二次参加壬戍科会试，中进士。林则徐十三岁参加府试，得第一名;十四岁考取秀才;二十岁参加福建乡试，中第二十九名举人;二十七岁第三次参加辛未科会试，中进士。可见，他们的科场都非常顺畅。中进士后，陶澍在京城任编修、御史、考官十多年，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外任川东兵备道;此后，得道光帝重用，连升按察使、布政使，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擢安徽巡抚;二年后转江苏巡抚;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擢两江总督。林则徐亦在北京任编修、考官、御史等近十年，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外任淅江杭嘉湖道;升按察使、布政使;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擢河东道总督;次年调江苏巡抚;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擢湖广总督。可见，陶、林在官场也比较顺畅，而且都是四十五岁左右成为位极人臣、统率一方、举足轻重的督抚大员。

　　陶澍、林则徐的最初交往当在北京。嘉庆十年(公元1813年)，林则徐到北京，在庶常馆学习满文;这时陶澍亦在京记名御史，二人当有机会见。次年，陶澍参与消寒诗社复举，林则徐亦开始参加诗社活动，消寒诗社后改名宣南诗社，是一个由中下层官僚知识分子组成的松散的文艺团体。

　　在宣南诗社，陶澍和林则徐有了文字交往。林则徐有《题陶云汀给谏祷冰图》诗，“给谏”指“给事中”官职，陶澍于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四月任吏部给事中，九月，奉命巡视江南漕务，是年冬作《漕河祷冰图》诗及文。可见，林则徐的诗应作于当年或稍后。来新夏先生的《林则徐年谱》根据诗中“行将出监郡”一句，认为此诗作于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因为第二年陶澍就任川东兵备道。其实，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陶澍已经被任命为道员，故来先生的推论应该提前。该诗说：“永怀条冰清，兼惕薄冰履。岂为筹漕然，治民尽如此。”(《云左山房诗抄》第一卷，广益书局印本)诗中充满了对陶澍的信任、恭维、关怀、期望，表明二人的关系已经相当密切了。

　　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陶澍任两江总督，处于长江下游，是水灾多发地区，因素知林则徐有治水赈灾经验，陶澍乃请调林则徐为江宁布政使。从此，陶澍、林则徐以上下级关系通力合作，长达七年。

　　(二)

　　陶澍和林则徐都是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重要成员，若以鸦片战争为界分期，则陶澍是改革派前期的领袖，林则徐是改革派后期的领袖。他们都是经世致用思想的倡导者和实行者，陶澍“少负经世志，所至山川，必登览形势，访察利弊。”(《魏源集》下册第911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一贯关心社会问题，强调通经致用，提倡“研经究史为致用之具”，主张“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陶澍集》下册第99页，岳麓书社1998年版)林则徐在鳌峰书院求学时，师从著名的经世致用的学者郑光策。为京官时，林则徐对“历代文献、我朝掌故，史臣所必当通晓者，不可不孜孜留意，不特通于政事，即遇大考考差命题，偶涉不为聋瞶，不触忌讳，亦极有关系也。”(林则徐：《致郭远堂书》，《林则徐书扎》，中山大学历史系编辑整理)李元度说：林则徐利用京师丰富的藏书，“益究心经世学，虽居清秘，于六朝曹事例因革，用人行政之得失，综核无遗。”(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国朝先正事略》)他们在共事的七年中，以经世致用相号召，大力推行兴利除弊的改革，促进生产和经济的发展。

　　第一、 赈济灾荒

　　嘉道年间，地处长江下游的江苏、安徽水患严重。据《清实录》统计，嘉庆朝的二十五年中，江苏年年发生水灾，另有旱灾、虫灾等14次;安徽发生水灾24次，旱灾17次。到道光朝，水旱灾害更加严重。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五月，江苏接连大雨，大小河流水势大涨;运河在江苏马棚湾、十四堡溃口酿成大灾难，以至“颗粒无收，哀鸿遍野”。陶澍有诗描绘说：“鼍喷虬颠不可降，金钟大鼓纷击撞。峨舸官舫不得渡，冷风急雨吹横窗。大波小波来翻江，一口谁能吸老庞。荻芦瑟瑟战且僵，眼明不见鹭一双。对之凛凛神为悚。於乎!老夫三日头欲白，何况吾民水宿已三月。”(《陶澍集》下册第433页，岳麓书社1998年版)林则徐在赶赴江宁布政使途中，看到江北广大地区“村庄田庐荡然”，“多有灾民于沿堤搭棚栖止，亦有乘坐小舟逃荒外出者。”(林则徐：《接任江宁藩司日期并沿途查勘水灾情形折子》，《林则徐秦稿》，中华书局1965年版)他立即在商丘采买小麦二万石，以解灾民燃眉之饥。陶澍三次发布《救灾告示》，采取了强有力的救灾措施：分派人员至邻近各省购买粮食;提出“见义务必勇为、安贫即以保富”的口号，动员绅商捐赈;动员商人运米来灾区，保护商人的合法利益;强化治安，安定社会秩序。九月，陶澍会同林则徐、梁章钜等总结办赈经验，提出了“办灾章程十二条”：倡率劝捐以赒贫乏;资送流民以免羁留;收养老幼以免流徒;劝收幼孩以免遗弃;劝谕业户以养佃农;殓瘗尸棺以免暴露;多设粜厂以平市价;变通煮赈以资熟食;捐给絮袄以御寒冬;劝施子种以备种植;禁止烧锅以裕谷食;收养牛只以备春耕(《陶澍集》下册第134-138页，岳麓书社1998年版)。这个十二条，既着眼于目前的办赈救灾，又考虑了恢复、发展生产的长远目标;对拯救灾民、安定灾区社会秩序、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等，都有积极的作用。

　　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夏秋之际，江、扬、淮、徐“雨水连绵，长江泛滥，加以上游川、湘、黔、粤等省，莫不山水迭发，来源不绝，以至滚滚江流，骤难消退。自江西至安徽、江苏，沿江两岸，多有损伤。”(《陶澍集》下册第428页，岳麓书社1998年版)江苏灾情更为严重，沿江十之七、八府县被江水淹没，一片汪洋。洪泽湖溢水为害，十月后又连遭风雨，“占农作物十之七、八的木棉，花蒂摇落，收成无望”(林则徐：《太仓等州县续被阴雨收成歉薄请缓新赋片》，《林则徐秦稿》，中华书局1965年版)当时，已是江苏巡抚的林则徐全面主持江苏赈务。经与陶澍反复商量，林则徐决定冒极大风险，请求缓征江南漕赋，以苏民困。因为巡抚没有办理漕政的全权，办理缓征的请求又大大超过了规定的期限。果然，道光帝对林则徐大加训斥。但林则徐与陶澍商量后，仍然不屈不挠地再次破格具奏：指出“国计与民生实相维系，朝廷之度支积贮无一不出于民，故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筹国计，所谓民为邦本是也。”(林则徐：《江苏阴雨连绵田稻歉收情形片》，《林则徐秦稿》，中华书局1965年版)道光乃密令陶澍切实追查，陶澍则一方面向林则徐通风;一方面据实上奏，支持林则徐的意见。道光无可奈何，只得同意缓赋。消息传开，“疏稿争相传，远迩为之纸贵。小民闻之，皆嗟欢聚泣，庆更生。”(金安清：《林文忠公传》，《续碑传集》光绪十九年刊本)此后，江苏留下了许多“林青天”、“陶青天”的故事。

　　在赈灾过程中，陶澍、林则徐还进一步了解了赈务的各种积弊。陶澍有《缕陈办灾积弊折子》，明确指出了赈务中的十大弊端，并提出了四条除弊之法。林则徐强调：“被灾地方，穷民最苦而豪棍最强，富户最忧而吏胥最乐。”他接着指出了“羼和糠秕、短缺升斗、私饱己囊”等七种弊端，强调“若办赈有所侵蚀，是直向千万垂毙之民夺之食而速其死。”(林则徐：《查明办赈积弊及现在办理情形折》，《林则徐秦稿》，中华书局1965年版)为了杜绝吏胥、豪棍包办赈务的弊病，林则徐、陶澍决定让在书院学习的诸生下乡放赈，这些学生出身清白，追求功名仕途、社会名声，派他们办理赈务，正是其表现能力和清廉的好机会，一般都能认真办事，不至冒领钱粮，很少弊病，能使灾民得到实惠。因此，能得到灾民欢迎，捐赠钱粮的富户也十分赞许。

　　第二、 兴修水利

　　陶澍非常重视水利事业，他曾多次指出：农田水利是“覆育苍生”的大事，它能使“舟辑畅行，旱潦无虑，民生永资利赖，国赋愈乐输将。”(《陶澍集》下册第480页，岳麓书社1998年版)齐彦槐称陶澍一生“以农田水利为国计民生要务，专意讲求。乙酉兴安徽水利，丁亥浚吴松江，癸巳浚孟渎、澡港等河，甲午浚浏河、白茆河。旱涝无忧，东南永赖。”(齐彦槐：《宫保云汀制府大人六十揽余之辰谨制七律奉祝》，《资江陶氏七续族谱》)《清史稿》亦称赞陶澍在江苏所修水利工程，“吴中称为数十年之利”。林则徐曾多年在长江、淮河、黄河、汉水流域为官，自称“管领江淮河汉”，已经成为兴修水利的能员。

　　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的江苏水灾，暴露了江南水利失修的严重性。陶澍、林则徐认识到，劝捐放赈只能救灾民于一时，只有兴修水利，才是利国安民的长治久安之策。故二人同心合作，尽力兴修江苏水利。江南有吴淞江、黄浦江、浏河，古称“三江”;北有白茆河，与三江互为表里。由于水利失修，三江和白茆河渐次淤塞。道光初年，陶澍、贺长龄等先后主持修浚了黄浦江和吴淞江。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陶澍、林则徐开始筹划兴修浏河、白茆河水利工程。

　　浏河、白茆河是江苏太仓、常熟带主要水道，多年没有治理，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和人民安全。陶澍、林则徐商议，提出了治理的方案：一是工程规模。浏河工长10516丈，口面宽8—10丈，底宽3丈，深9尺;南北两岸切滩、挑土、筑坝、挖废民田等。白茆河工长7840丈，口面宽6丈，底宽4丈，深1丈;并建闸、坝各一座。二是工程经费。浏河工程需银165320两，由官府借支兴办。白茆河工程需银约11万两，则以工代赈，由官民捐资兴办。三是治理目标。将浏河、白茆河挑成不通海口的清水长河，筑坝拦其入海口，使不通潮，专蓄清水。他们又决定由布政使陈銮及李彦章、黄冕等具体负责。农历三月八，两河工程开工，四月底，两河工程顺利完成。

　　工程进行中，陶澍、林则徐十分关心，时时检查。林则徐曾查勘工程两岸，“凡树石、桥梁、步头，皆予锲暗记”，以便日后检查。“林则徐每坐小舟，数往来河中，察勤惰，测深浅，与役人相劳苦。”(钱宝琛：《壬癸志稿》卷一，《名宦·太仓州)陶澍会同林则徐等两次验收，“河身倍见深通，堤岸一律平整，闸坝俱臻坚固，涵洞最便蓄宣，均无草率偷减情弊。”“工竣之后，适七月二十三、四、五等，苏、松一带大雨倾盆，太湖附近诸山陡发蛟水，处处盛涨，拍岸盈堤。当即飞饬太仓、镇洋二州、县，将该坝涵洞全行启放。据禀，滔滔东注，两日之内，消水二尺有余。而秋汛大潮，仍无倒灌。”(《陶澍集》下册第479页，岳麓书社1998年版)两河工程经受了洪水的考验，对江苏的农业生产和经济的发展，是有很大作用的。

　　陶澍、林则徐主持的两河工程，大胆否定历来通海口的方案，使之成为不通海口的清水长河。浏河、白茆河“尾闾皆有坰身，外高于内，若必开通海口，恐潮汐倒漾，转易停游，且口门皆有拦沙，挑浚倍为费力。即开通之后，涨沙恐复相连。今为农田起见，期于利灌溉而便疏消，则莫若挑作清水长河，不必求通海舶。既节目前之工费，且免日后之受淤。”(《陶澍集》下册第474页，岳麓书社1998年版)魏源评论说：“浏河、白茆河自昔以通海口为要，今抚部林公与督府会筹，以为三江兼行，必淤其一、二，今正溜专趋吴淞，则不宜多刹其势，而浏、茆二海口，内外高下平等，旧苦碱潮倒灌，介虫遂上害田穑，尤不宜引寇入户，于是坝其海口，使不通潮，而专蓄清水。”这种治河方法的变革，“异昔而收效于今”，“非大府痌心民瘼，断莫之举也。”(《魏源集》上册第397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可见，在水利工程中，浏河、白茆河的治理，既吸取了前人的经验教训，又有所创新;既是水利史上的一次革新，更在江南水利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第三、发展生产

　　陶澍、林则徐幼年均曾有过缺衣少食的日子，有“民以食为本”的深刻体会，故非常关心人民“有食”。陶澍曾有诗：“平生衣食志万家，自顾挟持无寸缕。一从制锦学牵丝，始识绸缪多疾苦。年荒谷贵易伤民，仰面疮痍更谁数?”(《陶澍集》下册第412页，岳麓书社1998年版)林则徐在灾荒之年，灾民“颠连之状，呼号之声，不忍睹而所睹皆是也，不忍闻而所闻皆是也。”因而深感“为民牧者，不能备之于先，而徒临事补救，即云有挤，亦千百之什一。”(林则徐：《绘水集序》，《云左山房文钞》，广益书局印本)他们认识到，要保障人民有食，必须发展生产，增加粮食产量。当时，江苏地区只种晚稻，夏至开始插秧，入冬后收割。如果碰到雨雪严霜天气，稻谷就会减少甚至没有收成，百姓就会饿饭。而闽、粤、湖广等省及江北一些地区，则普遍种植早稻。早稻产量高，又无雨雪之忧。但早稻不能作为赋粮入供，江苏农民旧习相沿，宁可种麦，不种早稻。陶澍、林则徐所在的湘、闽两省都种早稻，而且地理、气候、土壤等条件又多相近之处。故他们进行调查，翻阅文献，访问老农，决心在江苏推广早稻，以增加粮食产量。

　　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李彦章署江苏按察使。李为宣南诗社成员，又为林则徐同学，曾在广西试种早稻，获得了两种两熟的成功。应陶、林之请，李彦章编撰《江南摧耕课稻编》农书，推广早稻的种植。林则徐指出“余所见闽中早、晚二禾，亩可逾十石，其中地多山田，不能腴于江南也。且江南一麦一稻，岂非再熟乎?以所不宜之麦，易而为所宜之稻，非尽地力!”“且即两熟不能赢于一熟，而早晚皆有秋，民先资以果腹则号饥之时少矣。况岁功难齐，或早丰晚歉，或早歉晚丰，不得如此，或得于彼，抑亦劭农者所不废乎。”(林则徐：《江南催耕课稻编叙》，载李彦章：《榕园文钞》)林则徐从福建、湖南引来稻种，亲自在抚院后园试种双季稻，大获成功，并大力在全省推广。陶澍曾大力支持，并作了总结：“吴民总岁树艺一麦一稻，麦毕刈，田始除，种于夏，秀于秋，及冬乃获，故常有雨雪之患。一不熟，即无可接济。计莫如易麦而为早稻，其兼收，则大善;不幸不得其两，犹得其一焉。于是中丞于官廨后为田亩，令老农种早稻以为之倡。而兰卿观察方权臬事，手辑《江南摧耕课稻编》，凡早稻之种，早稻之时，早稻之法，悉备。”(《陶澍集》下册第43页，岳麓书社1998年版)此后，种植双季稻，渐次为江苏农民接受。

　　此外，陶澍、林则徐还重视改革耕作方法。林则徐曾作区田歌：“田父尔勿喧，听我区田歌。区田所种少为贵，收获乃倍常田多。”区田法的主旨在于深耕早种，稀种多收：“腊雪浸谷种，春雨披田蓑，翻泥欲深耙欲细，牛背一犁非漫拖。尔昔拔秧移之佗，禾命损矣将奈何!何如苗根直使深入土，不用尔手三麾挲。”(《云左山房诗抄》第一卷，广益书局印本)语言通俗，道理清楚，对区田耗作技术的推广普及，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四、 整顿漕务

　　漕政被称为清王朝“四大政”之一，“国家建都燕京，廪官饷兵，一切仰给漕粮。是漕粮者，京师之命也。”(王心敬：《裕国便民饷兵备荒兼德之道》，《切问斋文钞》)其中，江苏的漕粮最多，约占全国漕粮之半。陶澍任江苏巡抚后，即大力整顿漕政，提出了删浮费、禁勒索;革陋规、严制度;治江河、通运道等三大措施。接着，首倡漕粮海运，提出“当以海河并运为宜，广招商船，分作两次装载，计可运米百五六十万石，其余均由运河而行。”(《陶澍集》下册第99页，岳麓书社1998年版)根据陶澍河海“相辅相成”的决策，海运漕粮占江苏全省漕粮的80%。陶澍“亲赴上海，筹商船，访道路，定价值。六年春，海舶云集，复亲往弹压，重申约束，号令严明，各州县之米，衔尾鱼贯，以次验兑，并檄崇明狼山与山东登莱诸镇总兵，会哨海口，以壮声威。初运百余万石，次运六十余万石，由吴淞口出崇明十滧，转成山，入直沽口，水程四千余里，皆旬月直抵天津，不损一船。上命重臣尚书穆公彰阿赴验，米色率莹洁，过河运数倍。海商运漕而北，载豆而南，两次得价，且由部发帑收买。”(《魏源集》上册第903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海运取得巨大成功，震惊朝野。黄汝成称为“东南数百世之惠，国家亿万载之利。”(转引自陶用舒：《陶澍评传》第95页.湖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海运的胜利，也是近代中国地主阶级改革派取得的最显著的成绩。

　　林则徐自始至终支持海运，当时，林则徐在籍守制养病，曾多次与两江总督魏元煜商谈漕粮海运，并代拟奏稿，参与筹备。陶澍海运成功后，林则徐立即有诗祝贺：“愧未瀛壖橐笔从，养疴曾荷主恩容。遥闻令肃防中饱，更悯民劳缓正供。”(《云左山房诗抄》第二卷，广益书局印本)为海运的成功表示祝贺，也为自己因病未能参加有所遗憾。

　　林则徐任江苏巡抚后，再次接手处理漕运问题。进一步体会到江苏漕政“已成不治之症”，他以“局面太大，积重难返”二语概括，而且愈来愈“变本而加厉” (林则徐：《与陈恭甫书》.《林则徐书扎》，中山大学历史系编辑整理)为此，林则徐形成了四种改革方案：“补偏救弊”、“补救外之补救”、“正本清源”、“本源中之本源”。前两种只是一时应急的措施，后两种则是要进行重大的改革。所谓“正本清源”，是要改革现存的漕政制度，实行“官督帮收”从根本上杜绝官吏的浮收、旗丁的勒索。所谓“本源中之本源”，则是从根本上取消漕政，在京畿带治水造田，种植水稻，增加粮食生产，取消南粮北运。但这两种办法，前者牵动太大，难以实现;后者则更加困难。陶澍认为：取消漕政，“诚探本之论。但沟洫之制，自秦以来久废。北方沙土，既无引水之路，又无储水之区，种稻非宜。且一旦而复三代之制于二千年以上，恐利未见，而民已扰矣。”(《陶澍集》下册第140页，岳麓书社1998年版)当时，作为江苏巡抚的林则徐，对漕政只有参与的部分事权，更无决策之权;主管漕政的官员既多，又各有主见，故林则徐只能对江苏漕政进行一些补救性的改革。

　　第五、 改革盐政

　　盐税一直是封建王朝财政收入的主项，在清代，约占整个财政收入的20%。清代盐政实行纲盐制，由户部发给盐引，编成纲册，世代经营，形成垄断，到嘉道时期，纲盐已经弊病丛生。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陶澍以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政。陶澍说：“东南财赋，淮盐最大;天下盐务，淮课最重。”“两淮盐务攸关六省民食，为引一百六十九万余道，为课四百余万两，加以外支各款，每岁不下三百余万两，合计钱粮，足抵数省之地丁。”(《陶澍集》下册第26页，岳麓书社1998年版)但“自嘉庆末年，口岸滞销，商情困敝，大局难支，驯至道光十年盐纲废坏，已一蹶不可复振。”(《陶澍集》下册第322页，岳麓书社1998年版)陶澍受任后，立即开始了以“减价敌私”为中心的改革与整顿。次年，又在淮北改纲盐为票盐，允许商人纳税后，领票行盐，运销自由，从根本上改变了纲商垄断盐政的局面，开始了盐业领域的自由贸易与自由竞争。

　　林则徐没有直接管理盐政，但他对陶澍关于盐政的整顿和改革是积极支持的。一是林则徐曾短期署理两淮盐政，继续坚持推行陶澍的票盐改革，“以期久远畅行。”(《林则徐日记》第131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二是非常关心朝野对票盐的反应，打探消息，并随时向陶澍通报，商讨对策。三是调湖广总督后，和陶澍积极合作、配合，共同解决两江与湖广产销食盐中的矛盾。四是对陶澍票盐改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有诗：“八州作督绍前光，江北江南控制长。筐篚三邦修职贡，弓刀十部肃戎行。氛消瀛海萑符靖，轨顺河渠竹箭防。一事前筹劳借箸，新添霜鬓为盐纲。”(林则徐：《恭祝陶澍六十寿诗》.《资江七续陶氏族谱》)五是陶澍在盐务上的主要助手俞德渊、包世臣、王凤生、魏源和林则徐都有很深的交情，林对他们的盐政改革极为赏识，实质上也是对陶澍盐政改革的支持。

　　第六、 改革币制

　　清代实行银钱并行的货币制度，银块称量计值，以两、钱、分、毫为单位。钱则由政府设制钱局，每枚一文，千文抵银一两。道光年间，西方国家的鸦片、银元侵入中国，造成货币危机：一是白银外流;二是银贵钱贱。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陶澍、林则徐共同会奏，提出以“自铸银币”为中心的解决货币危机的方案：

　　“欲抑洋钱，莫如官局先铸银钱，每一枚以纹银五钱为准，轮廓肉好，悉照制钱之式，一面用清文铸其局名，一面用汉文铸‘道光通宝’四字，暂将官局铜钱停卯，改铸此钱，其经费比铸铜钱省至十倍。先于兵饷搭放，使民间流通使用，即照纹银时价兑换，而藩库之耗羡杂款，亦准以此上兑。计银钱两枚即合纹银一两，与耗银倾成小锞者不甚参差，库中收放，并无失体。”(《陶澍集》下册第495页，岳麓书社1998年版)

　　这一主张，对银币的铸造、格式、重量、价值、流通等，都作了具体规定。钱币贵在流通，银块必须用秤或戥子来计算价值，手续繁琐，使用不便，分割不易。洋钱是铸币，形状、大小、重量一致，价值清楚，无需过秤、折算，又便于保存、携带，使用方便。根据货币的发展规律，由足值的货币向纯粹的价值符号发展，是客观的必然趋势。用计量的银币代替秤量的银块，是货币发展的必然阶段，是一种进步。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带有商业资本色彩的货币理论，是第一次提出来的，它不仅明显地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商品经济和商业资本的发展要求;而且带有抵制外国货币侵入、维护中国独立币制的积极意义。但是，这一正确的建议，被道光否定。

　　此外，陶澍、林则徐还提出了整顿币制的一些具体措施：一是统一钱法，禁止各地私铸小钱;二是限制洋钱的流通，限制洋钱的价格;三是申明例律，严禁纹银出洋。这些措施的实施，对解决货币问题有一定作用。

　　综上所述，陶澍、林则徐共事的七年中，在江苏发展生产、促进经济、兴利除弊、开展改革的一系列措施，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他们所进行的改革，他们的利商、用商政策，对近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发挥了前驱先导的作用。

　　(三)

　　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林则徐离江苏巡抚任，擢湖广总督。与陶澍的关系仍很密切，经常联系，交流政见，讨论学问。次年，陶澍六十寿辰，林则徐不能离开湖广，乃“撰成七律三十首，邮稿致祝”。盛赞陶澍：“重镇南天半壁雄，良臣干国奏肤公。许身社稷经纶大大，度世佺乔位业崇。弧宿联辉依北斗，海筹添竿耀江东。廿年开府垂名久，才是平头六十翁。”“公望公才帝股肱，威名彪炳岂心矜。折衷群策奇功就，立断当几大勇能。宠辱不惊盘石固，淳涵无际海波澄。茶陵相业东山绩，先后三奇合并称。”“后尘曾步添琼林，赋政还依棨戟临。培塿岂能瞻泰岱，沧溟何意纳涓涔。勋高倍仰汪汪度，寄重同怀翼心。此日邻光惭接迹，云台翘首伫为霖。”(林则徐：《恭祝陶澍六十寿诗》.《资江七续陶氏族谱》)对陶澍评价极高，认为其功业、才学可与东晋谢安、前明李东阳相比配，鼎足而三。并自谦为晚辈后学，对陶澍十分尊重。

　　陶澍、林则徐分开后，共同所干的一件大事，就是严禁鸦片。自鸦片侵入中国，道光曾多次下令，禁止贩运、吸食鸦片但是禁而不止，鸦片之害日趋严重。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太常寺卿许乃济提出弛禁主张，允许民间种植罂粟、吸食鸦片。从而挑起了关于鸦片的弛禁与严禁之争。陶澍、林则徐早就主张严禁鸦片，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他们联合提出：

　　“鸦片以土易银，有可谓之谋财害命”，自鸦片盛行之后，外洋并不以洋钱易绞银，直以此物为奇货，其为害于国计民生，尤堪发指。”同时，他们在江苏地区大力禁烟，“随时认真访查，力拿严惩。诚恐流毒既深，此拿彼窜，或于大海外洋即已勾串各处奸商，分路潜销，以至未能净尽，务绝其源;再于进口之时，实力稽查夹带，如有偷漏纵越，或经别处发觉，即将牟利之奸商，得规之兵役，一并追究，加倍重惩。”“江南地本繁华，贩卖、买食鸦片烟之人原皆不少，节经严切查拿，随案惩办，近日并无私种罂粟花作酱熬膏之人。”(《陶澍集》下册第495页，岳麓书社1998年版)

　　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两江地区的禁烟运动取得了较大成就。

　　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鸿胪寺卿黄爵滋提出严禁鸦片的主张，道光将黄爵滋的奏折给各督抚讨论，主张严禁鸦片的仅8人，占少数;反对的有13人，占了优势。陶澍、林则徐都是坚定的禁烟派。

　　陶澍的奏折明确指出：“鸦片烟之害起自粤洋，流毒内地，中其瘾者，殃身废物，如醉如迷，久且竭中国之资财，贻害及于国计，苟有人心，孰不切齿痛恨。”(《陶澍集》下册第375页，岳麓书社1998年版)并提出《严禁鸦片章程》八条：劝戒烟引宜刊方施药并举;烟具、烟土宜分别毁缴;查办鸦片宜分任教官、选用公正绅耆广为劝导;查办鸦片宜责成保长，不必邻佑互结;审办鸦片宜确审速办，以免反复;查办烟案，必须本官亲自督拿，如有假冒巡查，即应从严究治;兴贩鸦片宜加看罪名;纹银出洋应分别加重严办。陶澍还采取了禁烟的坚决行动，一是严格巡查，严禁贩运、种植、吸食鸦片;二是制订《巡洋会哨章程》，建立制度，以“威摄外夷”，防止外人船只偷运鸦片入口，曾以武力押解英船阿美士德号出境;三是收缴鸦片，曾在江苏“起获窝顿鸦片，加以销毁，被史家称为“重要的历史事件”。

　　林则徐更是禁烟运动的主将。他明确揭露了鸦片受贿集团同吸食者的关系，主张对开烟馆者处以绞刑，对吸食者予以严惩。强调“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蔽辜。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悚!夫财者，亿兆养命之原，自当为亿兆惜之。果皆散在内地，何妨损上益下，藏富于民。无如漏向外洋，岂宜藉寇资盗，不亟为计?”“睹此利害切要关头，窃恐筑室道谋，一纵即不可复挽。”(林则徐：《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吸烟以杜弊源片》，《林则徐秦稿》，中华书局1965年版)于是，道光召林则徐进京商议禁烟之法。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一月，林则徐被任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禁烟。是时，林则徐雄心壮志，要为国为民除害：“(去曷)来衔命驾锋车，要与愚氓洗鸠毒。欲挽颓波力恐微，试想燎原害诚酷。”(《云左山房诗抄》第二卷，广益书局印本)三月，林则徐抵达广州，立即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高奏了一曲中国近代史上最雄壮的爱国主义凯歌!

　　当林则徐在广州雷厉风行禁烟时，陶澍已经重病缠身，“头脑昏眩，动辄昏绝。”“肝木失养，脾土受克，心血大亏，内风煽动所致。药饵迭投，迄无成效。”(《陶澍集》下册第498页，岳麓书社1998年版)并推荐林则徐接任两江总督，称其“才长心细，识力十倍于臣。”(《陶澍集》下册第500页，岳麓书社1998年版)陶澍病逝后，林则徐在百忙中写了挽联：“大度领江淮，宠辱胥忘，美谥终凭公论定;前型重山斗，步趋靡及，遗章惭负替人期。”(梁章钜：《楹联续话》卷3.道光二十年刊本)充分表达了对陶澍的深厚感情和对自己的知遇之恩。

　　陶澍和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两坐丰碑，在中国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发挥了巨大作用的杰出人物。黄彭年说：道光年间，有识之士“深虑夫弊之日滋，害之日甚，将至于不可穷结，忧及于国家，祸及于后世，思其患而预为之防。”“于是陶文毅起而治其内”，“文毅既没，林文忠公继之，既治其内，复思治其外。”(黄彭年：《林文忠公政书序》，《陶楼文钞》)一个“起”、一个“继”，清楚表明了陶澍首创之功，也说明了林则徐对陶澍事业的继承和发展。事实正是如此，陶、林共事七年，林则徐由布政使而巡抚、由巡抚而总督，升迁之快，自然有陶澍提携、推荐之功。在对陶澍和林则徐的评价方面，海峡两岸的学者有共同的声音，台湾学者刘广京认为：“陶澍和林则徐是道光朝群吏阘茸中的两个最杰出的人物。林则徐的历史意义在于认真查缴鸦片，不屈不挠，促成不可避免的中英战争;在广州期间看出‘夷物不可歇手’和制炮造船的重要。陶澍的重要性则在于主持财政、经济方面的改革，对于江南漕、盐、河三大政尤其有切实的贡献。内政和外交同样重要，甚至说内政比外交更重要，陶澍与林则徐两人在历史上地位的高下是很难判别的。”(刘广京：《陶澍在江南序言》，《陶澍在江南》台湾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版)这个见解，是有识力的，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总之，我们认为，陶澍与林则徐两人都是中国由封建社会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时期出现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精英，是标志着古老的中国力图摆脱落后的、腐朽的、封闭的状态，而独立地、勇敢地走向世界、走向近代的里程碑式的杰出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