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澍：字云汀，安化小淹人陶家湾人，出身布衣，家境贫寒，自幼聪明，发奋求学。18岁入县学，23岁乡试中举，25岁成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御吏、给事中、道员、布政使、巡抚、总督。

　　陶澍生活在清朝乾隆、嘉庆、道光年间，这是清朝由盛到衰，由强到弱，由内患到外忧的时代。作为清朝的重臣，他忧国忧民，以身作则，把所属管区治理得十分出色。在任期间他注重整顿吏治漕务、兴修水利、改革盐政、倡行海运等清代政治经济制度百弊丛生后积重难返的老大难问题。魏源说“公议海运，则南漕北仓挠之，议裁差费，则窝商蠹吏挠之，议裁粮私，则苌芦总漕挠之，群议沸腾，奏牍盈尺。”，陶澍面对这些棘手问题，皆“奋不顾身，力排众议，卒能创始善终。”

　　陶澍一生非常重视个人品德修养，常以“要一文不值一半文，莫道人无知者;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自励，故有“清官”之称。陶澍的廉洁自持和事必躬亲的务实作风影响了下属群僚，如兴修水利，治理淮河，他亲到现场，观览淮河形势;疏浚吴淞江时，他亲自分段验收。他认为水利是“覆育苍生”的大计，只有兴修水利，农田才能旱涝保收，社会才能安定。清代自乾隆以后，官场贪污受贿、瞒上欺下，因循拖沓，腐败成风，无行政效率可言。陶澍认为“吏治不清，欲民之康乐不可得也。”他即“实心实力，矢公勤以率群僚，别贤否以端吏治。”，他整饬吏治，提出八项整肃措施，奏请清庭施行。他整顿漕务、倡行海运，以减少漕粮北运经费;改革盐政，在淮北推行票盐制，取消明清以来的纲盐垄断专卖制，便利商人领票自由购销，促进了商业资本的发展，又降低了食盐价格，有利于广大贫苦人民。魏源说“两江总督所辖三省河漕、兵农、吏治、水利、海塘、繁剧甲天下。又兼管盐政，案积如山”都得由陶澍亲自处理，真是耗尽了心血。故《清史稿》对陶澍的政绩评价很高：“陶澍治水利、漕运、盐政，垂百年之利。为屏为翰，庶无愧焉。”

　　陶澍在维护祖国领土完整上更是高度警惕西方国家可能发动的侵略，驱逐英国谍船，制定《巡洋会哨章程》，加强水师，以“威摄外夷”。特别在鸦片问题上，更是坚定的禁烟派，指出鸦片“不但耗天下之财，且伤天下之元气”，向清庭提出禁烟八策，力主严禁鸦片，派水师巡逻沿海，查禁烟土，1838年陶澍在江苏缴毁大批烟土，成为震动朝野的大事，在其病重时，力主林则除为虎门销烟的钦差大臣。

　　在他的治理下，两江地区经济文化得到地一步开发发展，“其抚安徽，厘库项亏空，以豁三十年之吏敝;举义仓，水利，以拯三十州、县之灾黎。其抚江苏，创行海运，以更苏、松、常、镇、太仓之漕困;大疏吴淞、浏河、白茆、孟渎，以解三吴之积潦。其督两江，兼司盐政，汰浮费二百余万，以济淮南，去坝费、岸费各数十万，改行票盐，以苏淮北。”“劝施种子，以增产粮食，大兴水利，为数十年之利;清理财政，促成嘉和满大田的丰收景象，两江治盐，为清庭带来盐销课裕的财政收入。”正是由于陶澍卓有成效的经营，道光帝才倚其为“干国良臣”。

　　陶澍在事业的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知人善任，善于发现人才，启用提拔人才，能团结大批有志之士，成为群才之首。陶澍自称“余自翰林出官蜀晋，宦辙所至虽未敢遽能化民成俗，而于劝学造士之道，每兢兢籍为先务”。一方面建设书院，曾建惜阴书舍于江宁，建震川书院于嘉定、建敦善书院于海州;几乎对安徽、江苏及湖南安化的所有书院都曾捐银倡修、扩建。特别是对家乡的教育事业关怀备至。如道光十六年捐田50亩作为崇文书院肄业生员奖赏费，捐田120亩为生员赴省参加院试、乡试旅费，使贫寒子弟逢科举之年，不会因缺资而裹足不前;学宫、书院的整修又捐银资助并亲自撰写《重修学宫记》。故安化从此科考连捷，人才辈出，自嘉道以来有进士七人，乡试中举者更多;足见安化文风日盛，与陶澍对桑梓教育的关注是有联系的。另一方面又大力发现、培养、扶植、荐举了大批各类人才，如在他任两江总督之始，请调林则除为江宁布政使，二人志同道合，称其“十倍于臣”，荐举林为总督，与贺长龄相好至交，共倡经世思潮，组织海运，推行改革，对陈銮十分信任，极力扶植，共同开发江苏;发现胡林翼幼年聪慧，即以女相许，带在身边读书教导，以总督之尊结交布衣左宗棠，并屈尊联姻。林、贺、陈、李、胡、左等人在他的荐举下均升任总督，成为近代有功于国的名臣。魏源、包世臣、黄冕等曾是陶澍幕僚;王凤生、俞德渊、姚莹、徐宝森、梁章钜、申启贤等曾是陶澍下属;龚自珍、汤鹏、邓显鹤、黄爵滋与陶澍友好往来。等等这些人物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陶澍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当然不可避免的有其阶级的、历史的局限性，他的一切整顿改革功绩，主观上也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充裕封建政权的财力，但客观上相应地减轻了广大劳动人民的负担，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