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我们安化有许多文学青年，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他们现在在哪里，怎么样了，都不太清楚。

　　如果能找个适当的机会，将当年安化那些文学青年找拢来聚一次会，我想那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几个在县城的文学朋友时，他们都说很难，还有的对我说，想起他们来我都要哭了，还是不聚的好，就这么惦念着，怀念着，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心境。

　　我想起好几个来了，我要向他们致敬，真的。

　　一个是王再祥老师，现在头发全白了，还在写诗，隔三差五地拿着他写的诗歌到县政府大院六楼文联来找我们。他原本是县印刷厂的业务厂长，印刷厂是铅字印刷，电脑的兴起，他们这些工人就特底的下岗了，一块块铅字模版，油渍斑斑，布满了灰尘。但不管怎样，王老师仍然丢不下那支笔，很认真的在写。

　　另一个是陈可爱老师。我认识他是通过一个在迎春饭店做“白案”的师傅龚辉来介绍的，那时迎春饭店还是“公家”的，龚辉天不亮就起床做馒头包子，满身面灰，案板上摆一本笔记本，想起了好的诗句来就记在本子上。如果谁讲他写得不行，他就和你争起来。总之，他的诗很朦胧，一般人根本看不懂。但他做的馒头很好吃。其实那时可爱老师也在炸油条卖馒头包子，只是几十年来他坚持下来了，出了集子，得过大奖，现在办了张《安化作家报》，为文学青年铺路搭桥，而且把他的心肝宝贝女儿也送上了文学之路。

　　还有一个是廖静仁。他是安化文学青年中最得道的一个，一个只读了几年小学的泥瓦匠，居然靠文学成才了，散文收入了大学语文教材，自己也成了吃“皇粮”的人，还在省城创办了几份大型文学刊物，那年他编了一套湖湘文库书籍，赚得盆满钵满，他告诉我们他要将那套书送香港和澳门的特首，口气大的吓人。入住省城多年，一脸的络腮胡子没白一根，头上却光秃秃的了，这不，岁月不铙人，去年来安化出席省作协基地挂牌仪式，他说他已做了爷爷和外公。都说他的散文写的好，但我更喜欢他的诗，我背得好几首。他是安化文学的骄傲，是安化文学青年的榜样。

　　再一个是杨文辉，这家伙不得了，大嗓门的他天不怕地不怕，业余时间创作和制作了几部电影，常常北京长沙跑来跑去。他还有点“狂’’,有一次他和一个领导交谈，他翘起二郎腿，领导的秘书有看法，文辉说自己习惯了，领导也习惯他杨文辉了，没事。他和可爱先生一起创办《安化作家报》，一路坚持好几年了，太不容易。更不容易的是有一次他居然把中国电影家协会的党组书记康建民老师请到安化来了，还称兄道弟的。真教人不得不佩服文辉的才气和胆量。近一向没见到他那“日本式”的脸相，也没听到他大嗓门的谈论文学创作了，鬼知道他又在玩什么大动作，说不定某天他突然又送一本新作给你，在我们面前，他经常这样玩心跳。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你可能猜对了，那就是袁春雨。消失了十几年，文化局家属楼五楼他那套居室只怕他自己都不记得了，他去了北京，定了居，老婆孩子举家北上，成了皇城根脚下的人。他原来经商，办过皮革厂，两片眼镜瓶底厚，怎么看都不是办企业的料，不晓得哪路神仙指点，他这十多年里好像变了一个人，玩影视制作，气势大得很，去年湖南播放的《兵临城下》，就是他的杰作，收视率特高。据说在京城在影视界只要提起袁春雨，也是如雷贯耳。我和他的编制在一个单位好几年，一想起那印堂发亮的他，说不眼红那是假的，自认笔底功夫不比他差的县城几个当年的文学青年，一比较，都认为差一大截了，甚至没有可比性了。原来常与他为着一句诗一篇小说较真劲，现在好了，天天晚上守着电视看他制作的片子，你说气不气人?

　　还有一个也不得不提的比一般文学青年稍大一点的人，就是孙再华老师，嗓门比杨文辉还要大，生得很福态，一品官相，像个中央委员，可惜他只是个县政协委员，也幸亏只是个县政协委员，要不他那直性子脾气，会吓死人。他专攻小说，语言幽默。也爱管闲事，前几年为了柳溪河治理的事，他在政协参政议政会上发了一通牢骚，搞得一些主管部门领导差点下不得台。不过也好，他那一通牢骚起了大作用，现在柳溪河干净多了。

　　还有一些很想说的人，一时半刻也说不完，比如，罗欣荣，俞俊仪，何良才，等等，算了，下回再写他们。